中国的现代化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我们的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000美元，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十分微妙危险的阶段，现代化初期有很多潜在矛盾，在这一阶段往往会集中地显露出来，其中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可能扭转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方向。因为现代化是一个特殊的带有方向性的社会变革过程，其中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领域，就是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使社会财富的流向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GDP增长过程中的实质性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实质内容，与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相关，那就是社会人口的多数，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否能较为公正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如果本国人口的多数无法充分感受到发展的正面变化，那么，它最终会影响该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目前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采取的十分必要的对策。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看，由于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关注经济的增长，所以财富的流向以及其相应的后果并未引起当政者的注意，结果往往会产生很多意料之外的结果，并最终对该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效应。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应该是在我们传统的阶级集团之外，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但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却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巴西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注意。巴西是南美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的国家。巴西发展过程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十分明显的社会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的名字叫“帕尼林哈”（panelinha），它的原意是指一种长柄平底锅，但却引申为一个特殊类型的利益集团的代名词。这种利益集团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构成方式与众不同，它不是按照行业，而是跨行业组成的。典型的帕尼林哈由以下成员组成：关税官员，国会议员，州或市的官员，银行家，律师，保险公司职员，经纪人或会计师。这种跨行业的利益集团在牟取自身利益时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那就是同一帕尼林哈的成员能够相互为对方提供方便：议员在立法时为银行家的利益讲话，关税官员为经纪人提供方便，银行家则为他们的活动提供资金，律师则为他们的一切合法或者非法的活动提供辩护。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的公开游说活动不同，这些帕尼林哈的成员活动规则是完全隐秘的或者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如果集团中谁拒绝为同伴提供此类帮助，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别人的帮助。举例来说，一个帕尼林哈的成员可能享受到很多法律上的豁免，因为来自法律的压力可能由与他们有关联的警察或法官分担。而这些警察或法官如果多到有关部门的追究，则可以由银行家或律师去打通关节。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其他人的协助，假如一个银行家离开他的帕尼林哈，他就将失去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的储蓄，这笔财产往往是很可观的，而银行家则很难寻找到替代人选，因为几乎所有的有财产的人都已经与其他的帕尼林哈联系在一起了。又如，一个议员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他的竞选伙伴们为其提供弄来的选票，这些选票可能来自与他的伙伴们有关的雇员、佃户、债务人以及其他的私人或集团，他们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依附于该帕尼林哈的成员。反过来，这些提供了选票的伙伴们，也会依靠这个议员为自己提供大量的利益。因为这个议员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系在解决种种问题时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得到进口许可证，弄到建筑执照，获得可靠的情报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巴西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网状的蜂巢结构，其成员因为渴望从相互之间的联系而获利的心理而紧紧捆在了一起。然而，这种帕尼林哈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却是，任何一个帕尼林哈成员，都必须占有某种资源，无论是财富、知识、权力乃至关系。结果，普通农民和工人就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可以交换的利益。因而，帕尼林哈完全是一种权势者联盟，由于其成员既无正式的承诺，也不举行正式会议，一般人纵有不满也无可奈何。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存在于巴西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甚至包括娱乐、文化、文学与学术领域。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情况下，多数人被剥夺了“完全”进入巴西社会生活的权利。

　　问题在于，巴西的政府并未积极地消除这种畸形的社会利益集团。结果是巴西的现代化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陷入了人们称之为“拉美化”的陷阱中。经济是发展了，但社会并不和谐，社会的大多数人并未有效地分享现代化的成果。由于这种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一旦形成，就会将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在一个短时期内将其根除，这也就成为了制约巴西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很多学者将巴西的发展称之为“坏的资本主义”的典型，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巴西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坏”，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帕尼林哈利益集团完全左右了发展成果的分配权。

　　事实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多多少少出现了类似于巴西的帕尼林哈现象，只不过其特征不如巴西那样典型而已。然而，如何应对这样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最终跨越现代化门槛的主要指标。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类似的困境，而最终也是在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才成为了稳定的发达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类似集团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并且开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目前中国最关注的环保问题上，类似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环保政策执行的最大障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指出，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正在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他认为，中国的财政改革、国有资产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出现了同样的特殊利益结合现象，给每项改革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继财政、国资、金融之后，资源和环境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中国在动荡的全球化世界上最后的战略储备。如果“老本”被劫掠一空，何谈民族的复兴？